编者按

西安眼科年会落下帷幕，年会期间在最新一期的《视界》杂志上看到惠延年教授的新作《方向感》，拜读后深感获益。借此平台分享给各位眼科同行，在前辈的激励中，我们找寻着自己的方向……

封面图：与德国科隆大学KlausHeimann教授（中）和BerndKirchhof教授年在爱丁堡。

作者：惠延年教授

医院眼科，全军眼科研究所教授。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眼科杂志》顾问、《中华眼底病杂志》副主编辑。《国际眼科杂志（IJO,IES0）》主编、多种国际杂志审稿人。

导语：人生路，从医路，时时要有方向感。看清自己在时空、社会、人际和业界中的坐标，认准自己的方向。不必急功近利，只须从容前行。总会走到一个个目的地。

现代都市里高楼大厦林立，天空狭小，车流拥堵，难见日月星辰。都市中生活的人，熙来攘往，行色匆忙，以车代步。许多人没有或失去了方向感。遇到问路的，不要讲东西南北，分清左右就不错了。

我的方向感却极好。这是我从小行路习成。在旷野上，太阳就是永远的方向。即便在多云或阴天，天空最明亮的方位总是太阳的所在。天长日久，我的心中时时有一颗太阳在运行，我知道它到了那里。我小时生长在唐河县城东十里的一个村庄，在三五里远的邻村上过初级小学，每天早学、上下午课要走三个来回，因为没有干粮，要回家喝稀饭。后来又在县城上了两年高级小学，住在离学校三里的城北村姑妈家。除了每天的三个来回，每个周末还有姑妈家和我家之间十五里的来回。在十一岁以前，总是饥肠辘辘的我，独自在旷野里走了多少里路哇。那可不是村村通公路的时代。这个时代晚了我一个甲子。我家在一条官道边。官道，是为当官的坐车坐轿子用的。我不知道从唐河走出的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是否走过。我很小就听乡亲们传说冯先生是中美双料博士，学贯中西古今，当年省亲，县太爷八台大轿恭迎。我现在还在反复品读他的中国哲学史。其实，说的官道就是一条土路。村庄之间的道路，有牛车轱辘印就是大道。地头田间土埂就是小路。为了走捷径，不走官路走小路。这样对方向感是个考验。不过，走的次数多了，就成熟路了。更有挑战性的一个考验是过年时的走亲戚。作为长子，这便是我的任务。外婆和舅舅、姨妈和另一个姑妈，都在远近的村庄，要不走冤枉路，必须时时知道大方向在那里，脚下的路要怎样走。要走过一个个陌生的村庄，每一个都是眼前的小目标，先认准它的方向。路总是曲折的。走曲折的路，才能达到目的地。在严寒的冬季，大地覆盖着雪霜。当太阳从偏南的东方地平线上升起，阳光穿过淡灰色的雾霭，温暖渐渐包围了我，行走的步伐也加快了。

图：与导师蔡用舒教授（左）和何志平教授在西安。

我在少年时也经常下地干农活，但上学求知才是正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旧说法，也可以从正方向作解。知识就是方向。求知欲就是终生的方向感。人生之旅在于学习。我从小就喜欢念书。无论是课本，还是闲杂书籍，只要上面有字，我都会认真地读。在灶下一手添柴烧火，一手秉书观看。我母亲常告诉我，要爱惜字纸，不可随便糟蹋，不要惹了天上文曲星。这也许是我爱读书的成因。我父亲是个寡言人。我能记得他留下的其中一句话是“艺多不压身”。这使我愿意学习接受各种知识和技艺。我后来明白，世界上的事物和人类获得的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人的大脑有足够的潜能对其容纳综合和运用。在阅读习惯之上，我还有主动记忆的习惯。不排斥对任何知识的记忆。几岁时记下的珠算口诀、“一退六二五”十六两制口诀等等，滚瓜烂熟，遇到数字，立时得出。中学时每天的课程，晚上躺下会全部默记。观刈麦、卖炭翁、岳阳楼记之类，一直熟记于心。我在唐河高中时的大小考试，几乎全部满分。在大学时，我在听讲的间隙，同时用脑回想整理刚才讲的内容，因此在下课时已经基本掌握。没有为考试开过夜车。这些都是因为专注于知识、喜爱各种知识的缘故吧。

图：年10月为加拿大视网膜脱离患者完成玻璃体修复手术

世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是说人类社会需要各种行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生只能干一件事；只要干一行爱一行，都能干出名堂。慢慢长大，上了中学，将来干什么，渐渐有些憧憬，但也不明晰。就业是人生的方向。选择和热爱适合自己的行业，也是方向感。可我的这个方向感不强。出于我的家境，父亲希望我初中毕业学个职校之类，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但我的老师说，按我的成绩，是北大清华的料，或许科技大学。在高二的暑假前夕，学校里突然出现了一位青年军人，原来是上届的学长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放假回校“显摆”。看他军装革履，英姿焕发，又听说什么都是发的，还有津贴。心想竟有这等美事，能上军校才好。次年毕业前几个月，不停的有事。先来了空军招飞的，面试以后，有些看上我，但我已近视，复查两遍视力不过关。现在宇航员都准许做屈光手术了。若准分子激光早出现30年，我的人生将是另外的方向。失望的时候事情又有了转机。说第四军医大学招生组早来了，提前招保送生。校方为了提高高考成绩和升学率，成绩拔尖的不推荐。这自然引起招生组的不满。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涉，我被作为搭配入选。我走上学医从医之路，没有生动感人的故事，不用煞费苦心查阅招生大纲，属于被招生。得来全不费工夫。

图：行走在漠极村。遂得七言诗一首。“夏至日前游漠极村天亮子丑交接时，戌时苍穹散明辉。最北极点非北极，五十三度半北纬。江水划开黑土地，两岸松林本相依。可恨瑷珲一纸书，百万沃土割外夷。慈禧胭脂黄金换，金沟长眠风尘女。百年耻辱难冲洗，清风林下深吐气。金鸡起鸣天晓白，神龙应天当腾飞。

古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不能当官为民做主，治病救人也是很好的职业选择。古时还有儒医之说。文人自有能力阅读中医典籍，通得医道。职业是人生的方向。敬业爱岗就是方向感。医学的对象是天地之间社会化的人类。人类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系统，百亿年宇宙演化、四十亿年地球生命进化开出的花朵。但人类也很无知渺小脆弱。医学综合了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知识。医生应是最具爱心、最有才智的精英一族。大医精诚，说的是医德好，医术精。大医精诚就是医者的大方向。时时奔向这个方向，岂非有自豪感、壮烈心、才情有所用？

我对自己学医从医是欣然受之。既做就做好吧。从三年级医学生开始，每次假期回家，我就成了赤脚医生。凭几盒银针、常用中药方剂加减和几种西药片给乡亲们治病。暑假大热天，我家满院子都是人。我汗流浃背，一一应对，自然不受分文。一位大妈关节痛，一定要我多下几针“透透气”。不可思议的一个例子是，一位中年老表说病了三个月，药吃了一箩筐不好，无法劳动养家。我给他扎针，送服了半片药，人回去了。等寒假又来，他跑来看我。说那天扎针吃药，走半路上就出了毛毛汗，到家病全好，秋季整天干活不累。我回想，那片药其实就是阿司匹林。信任真的能治病！许多年之后，家乡有个传言。看风水的说，他家的坟地没沾上官运，就是个“绵羊卧地”，出名医。这“阴阳仙”其实是我一个亲戚，应知道我属羊。不过，在南阳的地面上，离我家数十里远的邓州穰东镇，占尽了风水。东汉末年真的出过世界级大名医，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医宗之圣”的张仲景。他在所著的融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中医思想体系的《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其仁心仁德仁术，不啻为医者万世楷模。作为故乡两千年的后来者，当效法之。

生活工作毕竟不是豪言壮语。要面对和做的事都是具体的。会受到时空、环境和社会制约。我在校学医时受折腾不少。到陕南搞“四清”一学期，搞“少而精”教改，不久就是文革爆发。刚学内外科，眼科学没有上过。方向在哪里？审时度势、好自为之，是人生遇到乱局的方向感。就是要找寻该做可做之事。有些人批斗学术权威，我目不忍睹，何不“大串连”，行万里路。于是经三峡，上韶山，黄埔登船观南海，冰城冒雪看北国。讲“复课闹革命”了，我医院见习。我接生过三个婴儿，就是那时所为。乱局旷日已久，也有方向迷茫时。看不到前途。这样经过十多年。但路总要走。在西南边陲，我曾整天在傣家村寨治疗恶性疟疾。组织过一个医疗小组给边防战士巡回医疗，做透视、化验，宣传防病治病，走遍了中缅边境十几个站点。一位连长的父亲得了白内障，白色的，视力很差。我就在卫生室用煮过的器械做“金针拨障”。刀片是刮脸刀撇下的一角，“金针”是一个回形针改制。混浊的晶状体被压在玻璃体腔下半部，他生活能自理了。在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时，我带领一个医疗组从河口转运伤员到昆明，连续半月，少有合眼。一次运送一位高位截瘫战士，小火车翻山越岭，颠簸摇晃，伤员头部不能稳固。我们轮流用双手捧着固定，整夜坚持到天明，伤员得以平安转院。我被记上三等功。现在每次看到同行们在非洲、在老少穷边地区工作，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我懂他们。

人生路上总有大小十字路口。人生路是折线。关键的转折点决定人生轨迹。走对这些转折点，更要方向感。走过了，回不去。没有回头路。不要说如果。不会有来生。不要后悔，没用。只能把握现在，迎接未来。走出家乡农村、到西安学医上军校、文革十年乱局、又回到西安念研究生、接着走出国门，又回来服务国民，这就是我随时改变的方向和形成的折线。我相信不少同行、或者后来人的路线类似。在滇西边陲后期，在我疑虑此生难道如此之际，忽被调到军医学校，原来是已经上调工作的同学想到了我。打仗运伤员回来，我决定报考研究生。说综合考试内容是高中数理化，是为照顾文革中的学生吧。备考时，我用两天时间复习了当年18本的一套自学丛书，一小时一本。我的考研成绩名列前茅。当我穿过白云、飞越秦岭之时，是向北的方向，向高纬度的方向。我知道，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不会再回到原来的时空。

人不可无师。韩愈《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择师而教之”。从医后或读研，或留学，指导教师很重要。名师出高徒。导师就是方向；择名师就是方向感。名师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名师所在必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氛围，成为学生的发展空间。有可能站在巨人肩上望远前行。我考研的导师是蔡用舒教授，3年间他只招了我一个。他是南京大学毕业留美多年的，和钱学森等一批回国。他逐字修改我的论文，6遍。由他和国外友人推荐，我获评年度美国外科学会“国际客座学者”，受邀在旧金山菲尔蒙特酒店与吴阶平先生同桌赴宴。我回国后，跟随他进入《眼科全书》编委会。我真正从事眼科，全是他的指引。年，我决定弃“官”（大学教务处长）留美时，导师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波士顿Schepens研究所，但导师不是他本人，是一位美籍菲律宾人。一位就是StephenRyan。我选择了后者。我从师于他并终生获益，已写在《师情友情三十年》一文中。在年起，我还在德国科隆大学师从KlausHeimann教授将近一年。他是国际顶级眼外伤专家。在他担任JulesGonin学会主席时，力推并优待我加入了这个汇集全球最著名眼底病专家的学会。在两年一次的会议上，我与他们直接交谈，得到本领域最新学术技术发展动态。也因此去过爱丁堡、开普敦、雅典等名城。像国家的改革开放一样，个人走出国门，必将开拓视野。与导师建立的良好关系，是一条与世界连接的纽带。作了20多年的导师，我也带出了百名博士硕士，也曾愿望能“惠及”同门。

医学知识与实践千头万绪。如何学习入门与提高？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就是学习的方向；带着问题学就是方向感。抓着一个问题，搞清楚来龙去脉，收获它。我的办法是收集阅读文献，写综述。我至今发表综述与述评类文章近百篇。读了，又下功夫总结归纳议论，学得扎实难忘。作为二次文献，自己的学习收获既能与同道分享，又能作为临床应用和科研的基础。我从业的首篇综述发表在34年前，是关于眼外伤玻璃体积血与眼内细胞增生问题，这个问题伴随着我，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紧接着我又写了玻璃体膜、视网膜新生血管和光凝、视网膜下新生血管与光凝治疗、玻璃体替代物及其临床应用等专题，这也是30年前的事。这些课题也一直是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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