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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心灵的眼睛。 ——德雷克斯 医生并没有生活在无菌箱里，不管什么时代，都面临着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冲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至现在，每个时代的“冲击”各不相同。但只要始终坚持“为患者着想”的准则，就出不了大问题。 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做网脱手术时，视网膜有时会嵌塞于巩膜切口上。 最终决定你能不能成为大医生的，最主要是在于你如何对待患者。 ——《指尖上的光明》 一辈子能做好医生这一件事，就很伟大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医院（医院）。选科时，脑子里想着的就是“金眼科、银外科”，我喜欢外科，眼科也属于外科，这样一综合，就选了眼科。当时想到眼科去的人不少，最后我被选定，这要感谢当时的眼科主任何守志教授。 每个医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都需要导师的指导。导师不仅是指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也包括在你身边工作的上级大夫。我到眼科时，与当时的主治医生，后来担任眼科副主任的马志中教授在一起工作时间比较长，从他身上潜移默化地学习了很多东西。 医生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技术，而工作平台、工作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我是比较幸运的，大学毕业后直接到了医院眼科，当时有何守志教授、马志中教授、宋琛教授等一大批该领域的领军人物，我们年轻人跟着他们边学边做，很多事情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尤其做视网膜外科手术，学习的过程没有那么坎坷，比较容易就能够上手了。但是，如果不是在医院，恐怕就不会这么容易学到手，10年、20年也可能学不成。所以，环境、平台比有没有做手术的天赋还重要。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视网膜外科发展比较慢，各地受到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有经费的问题，有设备的问题，医院政策的问题。现在虽然没有经费问题了，医院的视网膜外科还是做不起来，我想这可能就是平台问题。没有领军人物引领，没有经过大量的临床经验积累，没有一个良好的平台，开展一项业务还是非常困难的。 心里想着患者，就能想出新的治疗办法 医生并没有生活在无菌箱里，不管什么时代，都面临着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冲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至现在，每个时代的“冲击”各不相同。但只要始终坚持“为患者着想”的准则，就出不了大问题。做手术也好，平时治疗也罢，如果心里有很多私心杂念，而不是一心一意为患者着想，就会出问题。 现在视网膜黄斑变性可以用各种药物治疗，但是双膜下出血太多的就要手术。我们从年、年开始做这类手术，当时非常难，做一个手术需要三四个小时。这个手术要做度视网膜切开，并把视网膜翻过来。手术中有一个难题，就是翻开的视网膜在眼球里会像水草一样飘来飘去，比较难固定，不仅影响术者的视野，而且反复固定视网膜也常常会使视网膜受伤。我们想了许多办法，首先马志中教授用金子做了一个小棒，拴上一根线放在眼里，压着视网膜，做完手术再把小金棒提出来。小金棒放进去不容易，而且因为视网膜很软，压在视网膜上还是容易伤到视网膜，因此效果并不理想。 我当时也一直在琢磨解决的办法，在回家的路上都想着手术台上如何可以把视网膜固定住，不让它飘来飘去。有一次，我想尝试用链子固定的方法，就去翠微商场的珠宝柜台买了一条金项链，想把项链从一个通道放到眼睛里，让它像一个链子一样压着视网膜。买回来后，我把项链交给护士长，可是等到了手术时我却发现，他们把项链截成了一段一段的，又成了小金棒。真让我哭笑不得。这个想法就此也就停止了，没有再尝试。只是可怜了我那条金项链了。 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做网脱手术时，视网膜有时会嵌塞于巩膜切口上。所以只要把视网膜卡在巩膜切口上视网膜就不会动了。后来我做手术时就进行了一次尝试，在两个口之外另开了一个口，就把视网膜卡在眼球壁上，手术后再把它拉回来。这个办法效果特别好，视网膜损伤也比较少。从那以后，我们做手术基本上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手术时间也缩短了。我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办法还难以被取代。 作为医生，要为患者着想，急患者之所急。在治疗的过程中，把患者的病情装在脑子里，整天想着，就会想出一些有效的办法。 作为医生，要从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医生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救治患者，对患者的同情心是医生医德的具体体现。 如今，医生的培养高度模式化。一名医学生从毕业后进入临床开始，平时看病，在临床上积累经验，有时背背书，参加一些考试，这样培养出来的医生好坏区别不大。所谓规范化培训嘛，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规范化医生。而最终决定你能不能成为大医生的，最主要是在于你如何对待患者。也就是说，“大医生”不是“大”在“手”上，而是“大”在“德”上。在医德方面做得好，是成长为大医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临床上，对患者不能只是头疼医头，眼疾治眼，而要把患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比如，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要做白内障手术，视力0.2～0.3，这个手术你做还是不做？有的医生就会做这个手术。尽管患者会冒许多不必要的风险，但这个手术会实现很多“额外”的目的：医院创收，增加自己的工作量，等等。但从患者的角度考虑，老人年岁大，也有一定的视力，手术万一导致患者失明，无疑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所以，对一个患者整体的全面评估是必须要做的。患者不懂，所以你不能把做与不做这个问题抛给患者。我的患者，我都会给他（她）一个建议，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并结合患者情况给出适当的建议。 我们开展老年性黄斑变性（AMD）治疗后，有八九十岁的老人来做手术的，第一次做玻切，第二次打硅油。但如果患者的另一只眼睛是好的，即使很容易做的手术，对积累病例很有帮助，我也不会做这个手术。如果是年轻力壮的患者，需要这只眼睛，我们才会在评估后进行手术。一个人本来靠一只眼睛生活很正常，医生为了增加病例，搞科研，把不该做的手术做了，结果手术中出了问题，给患者带来很多的痛苦。这就不是从患者角度考虑，这样做往往就会出问题。 十几年前，有一个年轻小伙子眼部外伤，医院治疗时，要给他摘眼球。医院后成为我的患者，不但没有给他摘眼球，通过手术还为他保留了不到0.1的视力，非常好。但是就在大概两年前，这个患者又回来了，让医生给他装一个人工晶状体。如果他遇到我，我是不会给他植入人工晶状体的，因为他另一只眼睛非常好，1.5的视力，这只眼睛由于外伤的原因，即使植入人工晶状体视力也不会有大的提高，没有意义。但是，给他植入人工晶状体的医生并没有从病人的角度分析利弊。植入晶状体的两天后，患者得了感染性眼内炎，不得不再进行手术。术后视网膜脱离，还要做手术打硅油，否则眼睛就要毁了。小伙子哭了，他的媳妇在家要生孩子，而且也没钱了，不能再做手术了。后来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估计他的眼睛会萎缩。所以，医生一定要从患者的利益出发、考虑后再做决定，而不是由患者自己说怎么做。这就等于把问题都推给患者，这样的话，还要医生干什么呢？ 要与患者多沟通，和患者说实话 与患者沟通是很重要的。从年到现在，我做医生快30年了。行医过程中，也遇到过投诉，但总的说来很少。还是那句话，你对患者好，患者是能感受到的。 患者毕竟是患者，患者患病的时候，心理和行为都会产生很多的变化，并因此导致思维、心态、言辞等与平时不一样的状况。所以，要能理解患者。仔细分析，有时患者不高兴，吵闹甚至投诉，医院做得不够好。但医院做得不好，医院的责任吗？也未必。医院也有条件限制。就比如定价问题，医院定的，也不是医生定的，是政府定的。但患者做手术花了很多钱，作为家庭往往已经不能支撑了。所以一旦患者觉得治疗效果不太好，就会不高兴，再治又没钱，心中就会产生怨气。其实，医疗质量是第一位的。如果患者看不见的眼睛在手术后能重见光明，他就会很高兴，认为钱花得值。如果手术效果不太好，小问题不断累积，最终就会爆发，各种各样的矛盾也就随之产生了。 对患者好，除了技术以外，还要实事求是地说实话。搪塞患者、对患者说假话，是不道德的。比如，做完手术后，患者的眼睛感染了，原来0.5的视力，术后可能没有视力了。那就应该告诉患者手术是怎么做的，细菌可能从哪来的，大致的治疗及预后等等。患者能理解，我们感谢患者。不能理解，就让他去走法律途径好了。在对患者治疗过程中，既有服务质量问题，也有技术水平问题。方方面面都会影响患者就医的满意度，这本是正常的现象。可如果医生说了假话，甚至伪造病历等等，一旦患者产生怀疑，医生可能就会因此吃官司了。 对待患者，要把医疗质量放在第一位 要使患者利益最大化，作为医生就要为患者着想。比如，做一台白内障手术，有人用时3分钟，有人用5分钟、还有人用10分钟。手术快好，还是慢好？这里不仅有个度，更要针对患者的情况实施手术。我相信，如果患者是医生的兄弟姐妹或是父母，医生就一定会在控制质量的前提下，掌握手术的速度。如果在做手术时的时候，有私心杂念，要做样子，做一点花哨的东西，甚至拍个录像出出名，这样做就错了。所以，对手术的评价，就是要从患者角度考虑，才是对的。 当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速度和效率是没有问题的。对手术数量的要求也是需要的，但不能以牺牲患者的利益为代价，要把治疗质量放在第一位。另外，不同的眼病，手术复杂程度也不一样，白内障手术已经程式化了，但视网膜外科，每一台手术都会不一样。 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一例重患者，在医院治疗过程中，经过大家认真慎重讨论、研究提出了治疗方案，结果疗效不理想，甚至没治好。我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人的认识和医学科学的发展都有局限性。但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为了探索新知、积累病例，把未经评估过的新技术用在患者身上，这就是不合适的。只有经过验证没有问题的技术，才可以用在患者身上。作为医生对待患者，一定把医疗质量放在第一位。 作为医生，最应该看中什么？外科医生可能会看中自己能够完成什么样高难度的手术，内科医生可能更看重科研、文章等等。我认为，作为医生，最关键的是把自己身为医生的本职工作做好、做满意。比如我今天做了10个手术，第二天早上查房时患者都很满意，我心里就会很高兴。治病救人，能做好这一件事就能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了。我现在做眼底外科，做好这件事，我就挺满足了。我没有当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发表多少篇SCI文章的需求，这不是我的强项。一辈子能做好医生一件事，我觉得就挺伟大的了。 王常观口述，尹晗、李方华采访，赵薇撰稿 王常观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医院眼底病外科主任，北京大学眼科中心副主任。曾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SCI文章10余篇，并主持负责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扫码识别小程序 购买《指尖上的光明——30位眼科医生的故事》 您用于购买此书的每一分钱都将捐献给眼科公益基金会 包邮哦亲！ 系列故事回顾如何做一个好医生——读《指尖上的光明》有感 黎晓新：每一位医生都应该感谢病人 《指尖上的光明》——30位中国眼科医生的故事节选 马志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寻找光明 《指尖上的光明》——30位中国眼科医生的故事节选 许迅：选对了目标，就会坚持到底 《指尖上的光明》——30位中国眼科医生的故事节选 颜华：唯一的希望 《指尖上的光明》——30位中国眼科医生的故事节选 胡运韬：医者无疆 《指尖上的光明》——30位中国眼科医生的故事节选 惠延年：我做金针拨障及其他《指尖上的光明》——30位中国眼科医生的故事节选姜节凯：两个难忘的病例 《指尖上的光明》——30位中国眼科医生的故事节选姜燕荣：别了，玻璃体手术刀 《指尖上的光明》——30位中国眼科医生的故事节选李甦雁：感谢你，感动我 《指尖上的光明》——30位中国眼科医生的故事节选李筱荣：化为“绕指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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