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不能达到的地方，眼睛可以达到，眼睛不能到的地方，精神可以飞到。

——雨果

可患者太多了，从门口进来，看完病，再想从门口出去，根本不可能，只能跳窗。我们中途出去吃饭、上厕所也是跳窗。

我曾做过一例超大葡萄膜黑色素瘤内切手术，肿瘤体积已经超出教科书或者常规手术能做的范围，已经累及眼球的一半，在既往报道中还没有过。

心理起伏很大会失去客观判断，你可能也做不好这个工作，尤其是手术。但在外人看来，你就是冷漠。

——《指尖上的光明》

我为什么做眼科医生？

我走上眼科医生这条路有些偶然。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实习医生时，曾在各科都轮转过。当时我觉得眼科的操作、检查、手术都比较精致，眼科的设备在当时也更为精密，当时已经有了电脑验光仪和其他眼科检查设备，感觉挺高大上，也挺吸引人的。别的科，比如内科见得最多的一般就是听诊器、心电图仪，外科可能就是手术刀。

“金眼科、银外科”，人们都这么说。这或多或少也会影响我们的选择。彼时的眼科手术可能比外科更精细、技术含量更高，更有挑战性。当然从事这一行业的门槛也更高，对医生的要求包括心理、技巧或耐心程度等各方面都是更大的挑战。

在临床上，我的长处一般是在操作方面。比如在中医科，我的号脉相比其他人更被老师认可；在妇产科，我估计胎龄也比较好，当时妇产科前辈们还曾劝我做妇产科医生，因为在妇科，孕妇扎针抽血是比较难扎的，我却能扎得很成功。

我想我在技术操作方面，可能更有优势。

对于专业分配，我们这代人还是比较幸运的，当时已经开始实施双向选择，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当时眼科的确是我最想去的专业。

每天24小时×3年，甘苦自知

要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眼科医生，需要接受各种各样的培训，不光在知识层面，也包括技能、手术、看病技巧等各方面。同时，眼科设备、检查方法也都很多，需要较大的知识储备。

我做住院医院，当年的培训传统还是按照苏联模式，住院医3年，每天24医院里，没有所谓的休息。有患者急诊，要招之即来。医院周边环境不是很好，打架或者其他外伤的急诊比较多，有时候还是比较严重的急诊。在急诊中，我的手术操作技能也慢慢磨炼了出来。

做一个大的急诊手术需要好几个小时，有时半夜起来，做完手术天都快亮了。诊室里有那种四方的木头凳子，把七八张凳子拼在一起，在上面睡一会，天亮了就接着出门诊。既然是喜欢干的事，平常做起来可能并不会觉得那么辛苦。

任何事情都不会白做，很多辛苦到最后都会有回报。经过几年的训练，不单是技巧方面，我在心理素质、对工作的态度等各方面，都慢慢得到训练。所谓的职业素养，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必然是经过长期的训练才会有。

在之后的从医过程中，也是有苦有乐，有挑战，当然也有遗憾。

难得的体验：跳窗上厕所

年，在我们指导下，医院独立完成了首例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从此西藏患者遇到这种玻璃体积血，可以在当地就能得到治疗。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从技术、设备、人员训练，门槛都比较高。很长时间以来，在国内很多其他地区也都没怎么开展。但在西藏，由于饮食习惯、地域、风俗等的原因，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引起的致盲性眼底疾病的患者很多。条件允许的话，有些患者会到内地来治疗，但很多患者没有条件，就无法接受治疗。

年，中国医师协会女医师分会医院义诊。我们从来没想到有那么多眼底疾病的病例，医院里面一直排到了院门外。第一天我刚到时还有一些高原反应，下午也坚持出门诊。可患者太多了，从门口进来，看完病，再想从门口出去，根本不可能，只能跳窗。我们中途出去吃饭、上厕所也是跳窗。

我们当时想，有这么多患者，但当地的玻璃体手术却是空白，应当帮他们开展。在这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几家药企的帮助。藏医院的央吉主任有很好的显微手术技巧，曾做过很多白内障病例。我们觉得他有潜力学习玻璃体手术，医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经过培训，玻璃体手术的基本操作她已经都能掌握。回去后就在当地开展起来。

当时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洛桑江村为此非常感动，专门接见我们，并请我们吃饭。他说你们实实在在给我们做事情，虽然我们平常已经不再请客吃饭，但你们来要破例。

医院仍然经常有业务上的联系，他们遇到疑难病例，会转送过来或咨询我们。今年，我们还准备再去一趟，争取帮他们把小儿眼病的工作也开展起来。这方面他们还是空白。

不该发生的遗憾

行医多年来，我也碰到过一些让人感到惋惜和遗憾的病例。

一个7岁多小女孩，玩激光笔的时候，把右眼照了一下，黄斑就让激光给烧灼了，视力0.01，几乎失明。这个孩子最初因为害怕家长责骂，没跟家长说是因为用了激光笔。家长很着急，医院求诊。这种病早期，眼底检查、造影等可能都看不出明显异常，但在眼科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中会有一些表现，就是在黄斑位置有一个小的瘢痕。我们发现后，再三追问她，慢慢孩子才承认她是被激光笔烧到了。

有一起更严重。也是一个小孩，玩激光笔玩得很高兴，就拿着看，先是一只眼睛直接对着光源看，一下子就看不见了，他就又用另一只眼睛看，结果两只眼睛视力都变成0.1以下，变成残疾人了。非常可惜。

我接诊的患者中被激光笔灼伤的近半年已经发生有3起。不按国标生产的激光笔能量太高了，对眼睛有极大的损害。这种损害是不可能治愈的，会对治疗造成永久性伤害。因此家长、学校和社会要加强这方面的宣教，相关部门对激光笔的生产也要加强监管。

我最近在门诊还遇到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河南一个家庭，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医院时已经是晚期，放弃治疗，孩子最终死亡。不过，就算要放弃，也有不少要做的事，比如要告诉他们，这种病是可能遗传的。就算你放弃这个孩子，今后再生第二个、第三个孩子都要注意一定尽早检查。然而，他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也许医生说了，他们没注意。

这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没问题。这次带来是第三个孩子，才出生不到两个月，有一只眼睛已经是视网膜母细胞瘤晚期。已经“白瞳”了，孩子父母发现后才知道大事不好。医院把他转到我们这里来治疗，那只眼睛可能还是保不住。然而，更大的悲剧是，孩子母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在来北京前几天自杀了。孩子爸爸说：母亲认为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两个都得了这种病，第一个死了，这个孩子也会死掉，很愧对孩子和家人。

其实，这种疾病的治疗成功率是很高的，存活率在95%以上，这个孩子的另一只眼睛也是能保住的。视网膜母细胞瘤与成人恶性肿瘤不同，治愈后，复发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孩子7、8岁时还不复发，就几乎不会复发了。另外虽然孩子是母亲所生，但致病基因并非一定来自母亲，后经基因检测，这家孩子携带的肿瘤基因是来源于父亲。如果孩子母亲有这方面的知识，就不会自杀了。如果能在孕期做基因筛查，悲剧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不敢想象，今后这个没有了母亲的家庭会是多么困难。知识普及不到位，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为了治愈患儿，我愿意承担风险

眼部肿瘤、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遗传性疾病、家族性渗出性视网膜病变、先天性白内障等，都是最常见的儿童致盲性眼病，占到儿童常见致盲性眼病的近70%。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只要及时诊治，儿童的防盲效果都是挺好的。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特点是发病比较急，治疗时间窗比较短，可能也就几天时间，一旦错过，疾病就会迅速进展。在治疗时间窗内及时处理，预后相当好，大多数情况都与正常人一样。然而，患儿由于早产，全身情况往往不太好，各个脏器发育也都不太好，处理这样的患者要担很大的风险。有些患者可能是在治疗过程中就死亡了。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对这种疾病的治疗效果很好，但并不在说明书和指南推荐范围，属于超适应证用药。这意味着即使经过常规的备案和书面告知，使用这种药物来治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也并不完全合规，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对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是一个特效药，多数情况一次治疗80%～90%以上都可以控制，治愈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用这一方案治愈了很多患儿。

患者家属都很感谢我们，有的甚至说：“您把孩子眼睛治好了，让孩子随您的姓。”一个偏远地区的患者家属，复诊时特意把一袋几十斤的小米扛过来，说是他们家产的，晾晒时仔细筛过小石子，一定要给我吃。还有一个山东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患者家属，虽然孩子多年前就已痊愈，每年春节仍然要过来送土特产。我并没见过他，因为每次来，他都送到办公室，都不见我，只是写个纸条说“祝您节日快乐”，放完就走了。

挑战极限，追求最好的结果

在诊疗过程中，有很多高风险的病例。在处理上会有不同的方法，有保守些的，有比较挑战性的。挑战性的方法治疗效果可能更好，但也有更高的风险。

其实，作为医生，我们的极限也需要不断突破。没有一步步突破极限的信心和理念，医学就无从发展，只能止步不前。不过，医学是高风险的工作，一旦失败会让人承担很多后果，突破极限也需要各方面的条件，不能头脑一热就去挑战。一要看医生的技术、知识储备，另外医患关系也很重要，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沟通良好、对你非常信任的患者，医生就倾向于选择可能更富有挑战性的治疗，在承担风险的同时，往往治疗效果也不错。

我曾做过一例超大葡萄膜黑色素瘤内切手术，肿瘤体积已经超出教科书或者常规手术能做的范围，已经累及眼球的一半，在既往报道中还没有过。一般来说，这样的手术都是无法保眼的。但患者很年轻，有非常强烈的保眼欲望。

因为我们前期有技术储备，有不少肿瘤切除已经超过教科书或适应证标准。另一方面，患者对我们也非常信任和理解，能够接受手术失败的风险，这是我们勇于挑战极限的前提。作为医生，也想追求最好的结果，帮患者保留眼睛。手术难度确实很大，进行了大约4小时。没想到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患者视力达到0.3。两年多了，每次复查结果都很好。这也是医患互相信任的非常好的例子。

眼睛对一个人有多重要？

对普通人来说，光明是一件天大的事。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小姑娘，刚刚工作就得了视网膜脱离，这在我们眼里是非常常见的病症。我告诉她要做手术，刚说完，小女孩还没怎样，她父亲就瘫坐在旁边地上了，她母亲也非常紧张。

作为职业眼科医生的我们，对疾病的感受，其实是有点淡漠了。当然这也是职业素养的要求，你不能每碰到一例患者，就产生情绪上的波动。职业要求你必须有这样的心理素养，每例患者都只是我们日常遇到的千千万万例患者之一，也不会造成我们心理上太大的起伏。心理起伏很大会失去客观判断，你可能也做不好这个工作，尤其是手术。但在外人看来，你就是冷漠。所以，在医患沟通中，还是存在心理落差的。

这也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虽然很难，我也希望尽可能换位思考，理解患者家属的心情。当然，也希望患者家属能给予我们最大的信任和理解。

梁建宏口述，张丽丽采写

梁建宏教授访谈视频

梁建宏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眼科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医师学会眼病理学组委员。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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