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国边疆到独立—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独立

作为东欧地区的四战之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所在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欧洲诸强争夺的焦点，直到18世纪才逐渐为崛起的沙俄所占领。彼时的波罗的海三国还没有后来那么桀骜不驯，即使是到了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崛起的19世纪中叶，在年，恐怕很少有人能预见到波罗的海地区未来可以脱离俄罗斯、德意志或者是波兰的统治。然而仅仅60年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就成为了独立国家，并且和俄罗斯、波兰以及德国并存。如果说把波罗的海三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和成功归结于俄罗斯的民族政策又太过简单粗暴了；波罗的海民族主义的形成代表着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很难简单地归结于某一个原因。俄罗斯帝国至多只是制造了一个有利于民族情感升温的温床。尽管如此，仍有必要通过充分了解沙俄时代民族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以及苏联在统治该地区时所面临的困难，探索波罗的海国家从“觉醒”到独立的经验。

在讨论如何管理立陶宛的时候，亚历山大·希尔弗丁（AlexanderHilferding，俄罗斯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德意志血统，出生在华沙）声称“这个民族太小了，而且处在俄国、德国和波兰的夹缝中，根本不可能独立”。希尔弗丁并不是分离主义者，不过他期望能够保留并且强化立陶宛的语言和文化，波罗的海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持同样的立场。同时在德国和俄国某些人的支持下，这样的观点渐渐成为了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的共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两个名词直到年才出现，而此后立陶宛人开始对抗越来越强烈的波兰民族概念。立陶宛人的民族意识仍然处在萌芽阶段，即使是最激进的波罗的海民族主义思想家也不过是希望在德国和波兰统治阶级之外取得文化、语言和经济上的自治地位。在19世纪60年代，本地语言的印刷品在波罗的海北部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包括用拉脱维亚语和爱沙尼亚语撰写的报纸、诗歌和民族史诗。在立陶宛，由于读写能力下降，加上禁止使用拉丁字母，当地的文字作者受到了阻碍，东普鲁士立陶宛少数族群私下流通的印刷品成了立陶宛文化的生命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波罗的海各民族在文化、行政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立足点。

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上的精英阶层产生了冲突，后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热衷于投靠俄国人，然而得到的回报是沙俄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俄罗斯化进程。由于传统精英阶层一直掌握着权力并施加误导，加上俄罗斯施加干涉的意图并没有连续性，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在年的革命浪潮中表达了在沙俄内部实现完全自治的渴望，此时独立仍不是他们认真考虑的问题，即使是一战爆发德国占领波罗的海地区之后，也只有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推动过真正的建国，而不是继续追求自治。如果说支持独立的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的理念形形色色，他们的竞争对手的宗旨其实也在不断摇摆：波兰人、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犹太人以及规模庞大的社会民主党。后者在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达到了顶峰，拉脱维亚步兵成为支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职业武装力量的支柱。当民族主义者在年初宣布建立三个新生国家之际，他们的未来远说不上稳固。在接下来的混乱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夹缝中夺得了一席之地，他们和红军、反共的“白军”、波兰军队和德国军队，以及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武装和国内的共产主义者都爆发了武装冲突。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者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机会主义，但这也并不影响其成功的意义。经过短短的六十年，波罗的海民族国家就从理念走到了现实。沙俄帝国内几乎所有民族在革命之后都经历过独立的阶段。除了芬兰之外，这些民族最后都被并入了苏联。尽管如此，这些民族的短暂独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也影响了苏联容纳并控制这些民族的政策。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一无二的22年独立时间几乎超过了沙俄帝国内部所有其他民族的独立时间，因此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一战时期的拉脱维亚步兵（该照片为现代爱好者战争重演））

最初，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国，按照西欧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原则见过。这种制度有助于获得英国和法国的青睐，并缓和了各个国家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所出现的严重政治分歧。除了被禁止活动的共产党外，民族主义者原先的政治反对派都能有充分的代表权：社会主义政治团体通常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化国家，也就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占主导地位，而波罗的海三国的主要少数民族除了获得广泛的自由之外，还有充分的政治代表权力。波罗的海民族的新生政治权力从根本上迅速消除了对传统的波兰贵族和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的不满情绪。在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过程中，爱沙尼亚94％的贵族庄园土地被没收，而这个比例在拉脱维亚为84％，在立陶宛为77％。当然这些贵族仍然富有，活跃在政坛并且允许使用自己的母语，不过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人和德意志人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在独立的最初几年，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最终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主人。

然而波罗的海国家的民主制度易于出现分歧且不稳定，联合政府来来回回上台又下台。最终，波罗的海三国如同间战期的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一样，出现了专制政权。立陶宛是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是年，三个国家的独裁者：爱沙尼亚的康斯坦丁·帕茨（KonstantinP?ts），拉脱维亚的卡里乌斯·乌尔马尼斯（KārlisUlmanis）和立陶宛的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Smetona），他们分别都是各自国家的温和派民族主义者，也是各个国家的创始人之一。相比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波罗的海国家的独裁政权相对温和，但类似的是他们的政治权力都代表主体民族的意志。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如立陶宛的法西斯团体“铁狼”党（Gele?inisVilkas，这个法西斯组织于年建立，曾多次企图发动政变，在德国入侵之后与占领军合作，立陶宛独立之后，国防军的一个旅即以“铁狼”命名，年北约在立陶宛进行的演习，也以“铁狼”作为代号）和拉脱维亚的“雷十字”（Pērkonkrusts）都受到了压制;然而少数民族同时也失去了民主政府赋予他们的一些特权，但并非全部。即使是相对温和的独裁者，仍然在波罗的海国家推进明确的民族主义措施。因此当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的时候，这三个看似偶然诞生的国家，已经完成了向真正民族国家的转变。

（从上至下，分别为爱沙尼亚独裁者帕茨，拉脱维亚独裁者乌尔马尼斯，立陶宛独裁者斯托梅纳）

从革命激情到实用主义—苏联早期民族政策的演变

年二月革命推翻沙俄政府之后，由于中央政权的瓦解，形形色色的沙俄反对派都声称要对国家的未来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这需要在保留帝国疆土的前提下过渡到一个更为自由的国家体制。对于数十个沙俄境内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要抓住机会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取更多的让步，或者是干脆彻底独立。但是革命中最为大多数的派系多数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爆发之后仅仅8个月，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迅速通过政变夺取政权，并且宣称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政府立即遭到了多个对手的挑战，而由于意识形态和民族立场的不同，俄国爆发内战，迫使布尔什维克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而迅速加以适应。

布尔什维克为了夺取政权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没有做好准备管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特别是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对民族主义理念表现出蔑视的态度，他声称民族文化是“地主、僧侣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受压迫的工农群众的文化自然是倾向于社会主义和超民族的，不会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念所压抑。列宁拒绝给获得自治地位的少数民族以语言和文化上的特权地位，他更愿意给各个民族以平等的语言和文化权力。通过经济纽带将形成共同的文化和语言，无需武断的划定边界和施以高压政治。布尔什维克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打破种族的界限，他们支持各个民族应该有从帝国主义国家退出的权力，但是又不相信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下，会出现分裂问题。斯大林本人声称，在革命前夕沙俄境内十之八九的少数民族并不愿意脱离俄国而独立。

然而现实却与斯大林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愿望相去甚远，他们发现不仅要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作战，还要和遍布帝国边疆的民族起义者作战。急于得到帮助的布尔什维克在民族政策方面做出了妥协，承认并鼓励以民族而不是党派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作战单位，而在沙俄时期这样的编制方式是被禁止的。很快，布尔什维克开始支持以民族为单位建立自治区域，特别是在穆斯林地区、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中央政权在这些地区一般来说根本没什么权威。而布尔什维克的决策改变是相当重要的，不但有象征意义，同时还代表他们摈弃了自己的初期决策；党开始声称，民族自治是边疆地区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必要经济和社会准备手段。布尔什维克在民族政策上大幅度的改弦更张也取得了效果：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妥协并组建相应的民族部队，布尔什维克最终控制了沙俄帝国疆土的大部分领域。

在内战胜利结束之后，布尔什维克没有适时调整对民族主义的妥协政策，反而是在年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民族主义政策成为这个新国家的核心国策。列宁曾经说过：“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他现在却成了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联盟的领导人。苏联的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可以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可以管理共和国内部事务，也可以退出联盟。而列宁恰恰认为，退出联盟的权力是最终消除国家差别的重要一步。因为强迫民众是无法完成同化的，必须经过一个彻底自由的阶段。然而，在实践中，宪法赋予各共和国的权利却往往被中央政府忽视。斯大林本人甚至认为，行使退出的权力就是反革命行为，即俄国边疆地区的民族“有权同中部分离，但在革命的现阶段要求分离是极端反革命的，区域自治才是唯一适当的形式”。

在缔造乃至苏联最终形成的过程中，斯大林开始在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民族政策方面发力，最终与列宁发生了冲突。尽管斯大林最初与列宁达成一致，需要“扎实工作并不懈的反对民族主义的迷雾”，并且反对民族—文化自治，他对于民族的定义与列宁相左。对斯大林来说，民族仅仅是经济因素造成的副产品，而不是“长期历史时期形成无法彻底废除”的事物。总而言之，斯大林认为民族主义将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时间的威胁，他的这种忧虑比列宁更甚，斯大林甚至暗示，作为推动历史的催化剂，民族往往比阶级起的作用更大。在内战时期，斯大林曾经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负责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在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时，斯大林曾经提出多民族自治区域，试图把高加索到中亚地区的多个民族都放进同类型民族的政体之下。斯大林认为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框架下的民族自治权就足以解决新国家的民族问题，要求其他民族国家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遭到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抵制。而列宁唯恐这样的政策会被指责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并且继续造成动荡局势，因而反对斯大林的建议，推动建立一个联邦制的新国家。列宁认为这个“自治化”方案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他主张：“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最终，列宁的观点占了上风，苏联就此诞生。但是随着年列宁病逝，斯大林在民族政策上的阻力也大为减少。

（年，苏联正式成立）

对于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来说，20世纪20年代是民族构建的时代。斯大林相信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各个共和国的民众应该致力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发展语言和文化。这时候苏联的民族政策是“本地化”，推动更多的少数民族入党，成为各个民族的代表。“本地化”政策虽然并不是完全起到了效果，不过截止到年，各地党组织的民族党员的比例上升到了53.8%。许多在内战之前的历史上从未形成过独立国家的族群，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的疆域和民族领导人。苏联领导人同样